写给自己看的心情

泰国曼谷美食交通购物指南

几乎年年去曼谷，一年比一年觉得曼谷是个好地方，主要是因为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吃，商店越开越多，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地方，但去放松下，吃吃走走，是个简单到不用动脑子的休假方式。曼谷的交通、签证、住宿都很方便，就不多说了，重点讲下吃和逛。

这次去发现泰国的货币泰铢（Baht）很坚挺，大概是因为经济好的原因，虽然过去两年人民币不断升，但人家泰国的货币也在升，这次去居然大多数地方的汇率都只有人民币对B = 1：4。汇率高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MBK门口天桥下面，不过周末不开门；另外一个是CHINA TOWN里面卖零食的林真香，可以换到1：4.5-4.6的汇率，对美圆基本上都是1：33-34左右。

交通：
曼谷的交通很发达，主要的地方都有轻轨连接，出租车很便宜，是最适合的两种交通工具。

出租车的好处是便宜而舒服，起步价才34B，每公里才5B，比上海便宜多了，而且市中心不大，怎么跑都在100B之内。坏处是曼谷是世界出名的交通堵塞，轻轨只需要10分钟的地方，出租车可能堵上半个多小时，而且晚上12点，市中心还是超级拥挤，车速很慢。

轻轨的优点是快，价格按照距离从10-40B不等，而且线路发达。最主要的购物区都在轻轨线上，很方便，而且高峰时候人也比香港的地铁少，是个不错的选择。

购物：
曼谷最大的购物区，集中在轻轨的SIAM站，这次去发现他们修建了人行天桥，把这个站附近所有的MALL都连接了起来，可以从一个MALL到另外一个，十分方便。
SIAM站的最西面，是著名的MBK，有六层楼，很多小店和便宜品牌，类似上海的襄阳路，人也是非常多；
马路对面是SIAM DISCOVERY CENTER，有很多中档到中高挡品牌，例如DIESEL、CK、DKNY等；
它隔壁就是SIAM CENTER，品牌比DISCOVERY CENTER要低，以中档为主；
SIAM CENTER的东面，是最新的也是最大的PARAGON，目前是曼谷最大最高档的MALL；一楼是餐饮，四楼是家居，服装集中在二楼和三楼。每层楼很大，比上海的港汇和正大还大，最外面一圈都是些一线名牌的旗舰店，而中间是PARAGON百货。如果要买品牌货，这里确实是一站可以解决的地方，当然价格比起香港来，还是贵了点。
SIAM CENTER再往东就是WORLD TRADE CENTER，主要有两家日本人的百货公司ZEN与ISETAN，以及免税店KING POWER组成。

从SIAM坐地铁SUKUMUVIT线坐5站路，到E5站下来，就是EMPORIUM，个人最喜欢去的地方。由于PARAGON的开业，EMPORIUM人少了很多，最适合漫漫打发时间。里面的重点已经不是FASHION品牌，而是很多很有意思的书店、唱片店、家居设计店等。还有很多卖有小创意、小设计的文具、玩具、礼品、装饰品的店。顶楼有吃饭的地方，旁边的超市也很精致，有很多新鲜的小玩意卖，也有很多弄好的水果。EMPORIUM自身有个设计感不错的HOTEL，自己去旅游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两个很多人去的地方，一个是NIGHT MARKET夜间市场，每天营业到11点左右，完全是以前上海华亭路与北京秀水的感觉，很多假名牌；另外一个水上市场（泰文发音叫恰土恰，司机都知道），只在周末开，是个超级大集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卖，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泰国手工的工艺品很多，设计不错，价格（砍完以后）低得惊人，而且大清早就开了，如果喜欢工艺品、时间又正好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总结，去水上市场买工艺品，去EMPORIUM买有情调的小东西，去SIAM买顶级一直到不入级的百货，去夜间市场消磨晚上时间，如果你还走得动的话，我佩服你。

美食：
曼谷处处有好吃的，而且不管是贵的高级餐厅还是街边小摊，都时刻让你有惊喜，也是我最喜欢曼谷的原因，下面简单介绍下本人总结的不可错过的几个地方。

购物区三吃：
MBK六楼是个美食区，每次去都先去点一个猪手饭，再加一个芒果糯米饭，口水---（以下省略20字）；EMPORIUM顶楼也有很多吃的，而最喜欢的是一个专门卖各种芒果口味甜点的店，叫MANGO TANGO，有超过30种甜点可以选择，统一有芒果味，对我这样的芒果狂人来说，绝对一流享受。

唐人街CHINA TOWN：
以前最出名的南星海鲜彻底没落了，原因很简单，它隔壁的一个排挡火了，每天晚上（中午不开门）都有长长的队伍和几十桌露天的客人在吃，里面的海鲜不仅味道好，而且价格超级便宜。一定要点的是它的烤大头虾，香得不得了，冬阴功也是味道很浓郁；
排挡不远处是银都海鲜酒楼，中国人开的，讲中文，钱不够的时候还能用人民币付款，服务好，东西虽然比排挡贵一倍，但是环境舒服，而且每道菜色香味都超级好，建议一定尝试下它的烤大头虾和咖喱蟹，本人曼谷第一推荐吃饭处；
排挡马路对面的小巷子街边有个卖粥的摊子，卖的皮蛋肉丸粥也很好吃；
喜欢零食的可以去边上的林真香买到很多吃的，还可以换人民币；
林真香出来左手边走上一分钟，路边卖金手指榴莲王，喜欢榴莲的朋友都说超赞，本人不喜欢榴莲，姑且推荐一下。

高级餐厅：
曼谷的高级餐厅好吃而不贵，真正是超值，这里推荐一个泰国餐厅和一个意大利餐厅。
意大利餐厅Zanotti每年都被评选为泰国最佳西餐的前三名，环境很好而价格超级合理（人均B1000都不用），缺点是周末基本不要指望有空位，中午两点关门，晚上六点开门。地点在SILOM区，如果乘轻轨SILOM线，在S1站下，从DUSIT HOTEL边的SALA DAENG街进去走100米左右，左手就是；如果叫TAXI而司机不认识的话，就到DUSIT HOTEL然后自己走进去。

泰国餐厅叫LEMON GRASS，在泰国风格的花园里面品尝泰国人公认的好东西，是莫大的享受，价格也是每个人不到B1000就吃到你吃不动了。地点就在EMPORIUM边上的SUKUMUVIT 24街，走进去找就行了，注意看门口的招牌。

实在没时间的话也不要绝望，夜间市场随便找个街头小吃，味道都不错，这才是曼谷最大的魅力。

前三天在天堂,后三天在世外桃源:

http://www.ctrip.com/Community/Route_sugg/Show_sugg.asp?writing=1538531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 Charles Dickens, Tale of Two Cities

吴敬涟老先生拿它做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结语，一个最恰当不过的引用；梦想的光环后面是什么，笼罩在层层的迷雾当中看不清楚，理性是照亮道路的明灯，但前提是身边的大众不是盲人。

宗教、革命、爱情、时尚 – 理想国的时代变迁

2006-03-21

乍一眼看去，宗教、革命、爱情与时尚是四个多多少少互不沾边的字眼。

不过如果我们细细看去，会发现这四个人类的关键词，是不同时代对同样的一种姿态的表达。

这种姿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是他那著名的洞穴理论，那就是理念的概念。后来，我们给它取了种种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时代又有了种种不同的特征 – 彼岸、乌托邦、天堂、完美等等。

海德格尔说我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因为是“抛入”，所以被抛的我们就需要在这里寻找意义。很多人在找不到的时候，没有绝望，或者理性的给意义在世界之外划了一条形而上学的界限，而是把生存的意义与希望，赋予了一个高高在上或者遥不可及的他者。

雪莱用一句话精辟的概括了这种姿态，那就是：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意味着拒绝接受被抛的无意义的现实和现实的世界，而把意义与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在日常的“烦”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来世的幻想、天国的未来，也可以是天国在今世的实现。

在古代和相对而言现代性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意义与希望的所在就是宗教；如果只看欧洲的发展，近代的这个所在叫革命；古往今来所有的时代与文化都有人从爱情中去寻找；而当代消费社会的这个所在叫时尚。

所有这四个看上去不同的东西，恰恰在核心中具有着“生活在别处”最根本的几个特征：

首先，他们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不存在的，就是高高在上、永远无法实现的完美境界。宗教期许的是未来的天国；真正的革命者是永不停止革命的，因为革命的停止意味着成为下一轮革命的对象；真正的爱情信徒是从不停止尝试的，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所谓的完美永住的爱情；而时尚，如果离开了不停的变化，一季季流行与落伍，IN与OUT，就象鱼离开了水，了无吸引力。 

其次，需要的是对那个他者的绝对的崇拜与狂热，而这成为了激情的源泉。宗教与革命，宗教与爱情，革命与爱情，一个共同的永恒的动力就是激情，激情可以是人忍受现实的种种磨难，因为心里始终有一个绝对至上的他者。时尚，其实也是一样，耗尽精力与时间，换来的无非是不落伍，或者在那个评论最IN的地方享受一顿自己未必完全合口的大餐，或者在繁杂的人群涌动的店铺里细细挑选当季最红的包包的时候，消费者的心中也始终闪动着一个他者的影子，不同的是这个他者并不在天国，而是在时尚杂志编辑精心编排的、闪动着光泽的铜板纸的页面上，那里呈现的是“完美的生活”，或者说“你应该的生活”，骨子里和所有宗教的教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走过了宗教的激情、革命的激昂、爱情的追求和时尚的追逐，四个关键字构成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精神生活的关键词，他们共同的意旨都指向一个形而上意义上的终极价值，不同的是宗教看中的是自我与上帝的关系，革命是自我与群体的关系，爱情是自我与另一个个体的关系，而时尚则是自我在他人眼中影象的关系。

由宗教到革命到爱情到时尚，悲观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类精神指向的逐渐下滑的过程；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人类由他者到自我，有激进到平和的过程。我却看到什么也没有变化，本质没有变化，只是表现和到达的方式，随着时代或者说环境的变化，以及个人取向的不同的变化。用简单的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历史观看待人类精神史的变化，本身已经不IN了。

降，还是不降？

2005-12-26

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习惯的放弃也只需要21天。将近三个月没有写什么东西，感觉脑子又回到了原来锈迹钝挫的阶段了。三个月没有看太多记得住的书或者电影，也没有太多的LUXURY发呆了。看了寻秦记，觉得挺有意思，特别是看到最后项羽那段忍不住大笑，所以又去找了大唐双龙来，不过太长了，估计要明年才能看完了。昆仑也不错，但第六册还没来，打算享受一气呵成的快感，所以现在还要忍耐。看了长安乱，每个句子都是好句子，每个段落都是好段落，放在一起总是少了什么，可能是代沟，更可能是所谓80后的没有经历过体系性的世界观的骗局，所以显得比我们更潇洒随意，更符合罗博特格里耶的文本精神，用文本的快感消解意义的解读，可谓进步。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笨，领会不了，但不管怎样，书是好书，就是感觉不痛快，轻，有点性灵派诗人的味道。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投降还是不投降。

话题来自中国最有意思的明末清出，那么多的降与不降，真降与假降，降了叛叛了降降了再叛，忙个不亦乐乎。那个时代最能干的人，比如说有总理之能的洪承畴、世代戎马的吴三桂、起义出生的孙可望、文采风流的钱谦益，都降了，而不降的呢好象没有几个厉害的。更绝的是，很多本来无能的人，降了以后都变得很有价值很厉害，象施琅。如果没有这么多能干的人投降，清朝本来是没可能这么快统一中原的，而更有可能来个新南北朝或宋金隔江而治。

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都一直鼓励不投降。投降是可耻的，连带宣传讲和的也是可耻的，连带一部英雄被攻击最厉害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响应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的思想根源。

所以那些降的人都遗臭万年了。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中国现在的网络充满了“暴民”，真是精辟的见解。网络暴民比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暴民更厉害，因为他们不用承担任何PHYSICAL的责任，不仅不用承担施暴的后果和责任，连暴行的现场都可以缺席，当然个个神勇无比了。而历史上其他的暴民，厉害的要自己把脑袋交上（如李自成的起义军），最不济的也要在现场起个哄（比如抢吃袁崇焕的北京民众）。现在不用了，隔着电脑，谁也看不见你的时候，大可以摇旗呐喊，在想象中冲锋陷阵，力拔山兮气盖世了。

关于明朝，特别是南明为什么那么快的败，一个词“内耗”就足够了。中国文明的内耗本质在南明是最充分的体现，不用我们多嘴了。还是来看更有意思的投降问题。

每次有人投降，就有人抵抗不投降。就有了民族英雄。以前是岳飞和文天祥，这次是史可法。 小时侯觉得史可法是个大英雄。不过看看大英雄的业绩，有点糊涂了：身为名义上执掌兵权和政权的督师大学士，他一不能整理朝政，抑制东林党人和对手的互相攻击，二不能统一兵权，让四镇坐大，三不能挥军北上，调动江南残余力量，以光复之名行分治之实，而是困守江南，等北军一到，整个政权土崩瓦解，自己落了死节。按现在KPI来看，他的业绩评估有很大问题。好在我们一直讲的不是KPI，或者唯一的KPI就是“德”，所以他老人家依然是民族英雄，最多几个文人发发牢骚而已。

当然，真正厉害的是在北军已经包围了扬州，在明知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他依然独力支撑，直到城破的勇气。清军进城后有了扬州十日，10天过后城里还活着的人不到千人，二十四桥明月夜，照的不再是秦淮艳影而都是冤魂了。

其实，早在10日开始前，围城的过程中，老百姓就已经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凋零了。身在乱世是他们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生死完全决定在别人手里。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离开大军包围下的城市，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可以吃到的粮食，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战斗。他们唯一的命运，就是成就史督师大人的千古英名，用他们自己和妻儿的生命和鲜血。

同样被大军包围，同样坚强不屈的战斗，一个铁匠面对萨拉丁的20万大军，在没有任何援军希望的情况下却积极战斗。天国王朝是个浪漫的史诗电影。铁匠的两次战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一次是用自己微弱的几十个骑士抵挡阿拉伯数万的骑兵，只是为了让逃亡的百姓可以有时间进到城里；第二次守卫圣城，更是没有任何赢的可能。

如果按照中国的思维，铁匠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成为民族英雄，只身抵抗20万异教徒的攻击，誓死保卫圣城，最后不是保卫成功，就是杀身成仁上了天堂，入了史册。

结果一定让中国人民很失望。铁匠最后投降了。他用长时间的抵抗和必死的气势震慑了对手，目的却是为了投降，一次光荣的投降，一次保证没有人囵为奴隶的投降。投降后的他受到的是英雄般的欢呼。

二战初期在巴丹半岛，有70000美军向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前，美军策划了一次堪称经典的援救突袭，就出了其中的500名，不仅成了西点的案例，也成了好来坞的电影。每个参加突袭的人都感觉到了荣耀，因为他们要救的同伴，是“美国欠他们的”。而同样二战中上千万的俄国战俘，命运最好的却是回不到祖国的。当时纳粹中的俄国部队，向联军投降时候唯一要求的条件就是：“不要送回俄国”。联想到当年朝鲜战争谈判最后几年僵局都在于俘虏的遣返问题，真是让人叹息。如果有人仔细统计过遣返回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俘虏的不同遭遇和后来的命运，以及由于战争僵局而死去的战士（一半的死伤发生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双方都认识到战争只能打个平手的时刻之后，也就是战争任何有意义的战略行动都消失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不投降的代价。

降与不降，就象那个哈姆雷特的著名问题一样，没有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是，当我们大声赞扬不降的时候，仔细想以下，不降的帐单，究竟需要多少无辜的人来买单。

大屠杀的阴影：二战结束60周年

2005-09-22

二战之后关于那场大屠杀的官方说法似乎已经是盖棺定论：一群疯狂乃至变态的纳粹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幽灵下，开始了一场毫无理性可言的种族屠杀。它是人类理性进步的一次异常形态，一场短暂的倒退，一种病态。

正是这样的论调，恰恰遵从了和大屠杀策划者与执行者一样的逻辑，而大屠杀的真正幽灵隐藏在这种简单的“黑白”论调的背后，继续窥视着脆弱的现代人类。

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大屠杀不是德国人民和军队被纳粹主义一时蒙蔽而产生的，屠杀的执行者们也不是一群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理性的暴徒。相反，大屠杀是一个欧洲现代理性精神体现的最彻底的国家和民众，在一个最符合工具技术理性逻辑的组织机构中，由一群人类现代历史上最有文化、最有纪律和效率的职业军人执行的。

大屠杀的执行者乃至策划者中，绝大多数是教育良好、举止正常、在平常也不乏人性的德国社会的精华。无论是他们的历史传统，还是他们的智力水平，都使的“纳粹欺骗”的理论显得那么的可疑。

因为，大屠杀的背后，其实是现代理性主义，或者说现代性最根源的信念，而大屠杀多多少少是这种信念最顺理成章的表现。

进步是现代性最根本的概念。在现代性中，进步成为一切的最高标准，进步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也是最高的道德。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使进步与淘汰的概念深入人心。在进步的旗帜下和脚步前，一切人性的、个人的、道德的理由都显得不堪一击。

这种观念，和历史上的对非“正常”群体的歧视（福科对西方疯癫史的研究可以作为参照）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将人类社会机器化的眼光。也有学者将之形象的命名为“园艺社会学”。它把一切不符合常规，不符合进步的现象，看作机器的毛病，病理上的细菌，或者花园里的杂草，而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把零件更换，细菌杀死，杂草铲除。

而犹太人在欧洲一直处于流浪和中间人的角色，使他们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社会“细菌”。这里，有对陌生文化的本能恐惧，有经济利益的冲突（对穷人而言犹太人是剥削者，而对真正的权势阶层而言犹太人又是他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劣等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冲突。这一切，在现代园艺或者病理或者机械社会学的思想下，在政客别有用心的伎俩挑拨下，终于使大屠杀成为可能。

而一直以来作为欧洲文化道德良心化身的教会，面对大屠杀采取的却是沉默的态度。这里固然可以用教会力量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软弱无力来解释，也不排斥另外一个可能的说法：犹太人是基督教面对的一个尴尬，因为他们在基督教历史上的特殊性，他们始终处于信徒和异教徒的中间，始终提醒着一段含混的历史。

值得主义的是，关于纳粹对犹太人政策的解释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很多学者开始逐渐相信，纳粹最初只是想把犹太人“驱逐”而已。但是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纳粹训练有数的官僚机器，在效率的旗帜下，自我推动，终于采用了“最终解决”这种充满了现代大企业高效率生产形式的“毁灭”形式。这里，官僚机构的自我推动和不受控制，现代工具理性的“道德中立”与“效率至上”的结合，使悲剧终于产生，而且是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页。

所以，二战的大屠杀以犹太人为目标多少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它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它采用的高效率的形式，却是时代精神的必然性，只是每次的目标不一定是以种族的形式出现。

而如果我们今天的反省，还只是停留在“一群无组织的暴徒在挑拨下的疯狂行经”的层面，那么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现代性内在的两面性和道德制约的无力，就还是会躲在幕后，虎视眈眈，等待他的下一次机会，就象波尔布特70年代末的所作所为展示给我们的那样。

麦克那马拉的悲剧意味

2005-09-21

很少有人，象麦克那马拉的一生那样，在荣耀和成就中，充满了矛盾、自欺欺人、忏悔和自我辩护。也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在理性分析冷静的外表下充满了动荡不安而激荡的情感风云。他内心经历的道德的冲突，无论就其戏剧性还是悲剧性意味而言，都丝毫不逊色于古希腊悲剧。

他出生普通家庭，通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最后站在了权势的顶峰。无论是作为福特的总裁，还是KENNYDY的国防部长，或者是后来的世界银行总裁，他始终处在ESTABLISHMENT既得体制的顶尖和中心。所以他的作风和态度，无不充满了所有权势阶级的特点和缺点。但童年的经历，又让他时时不忘自己平凡的出身，和一个没有权势的普通民众家庭的梦想与挫折。世界银行的工作多少满足了他内心的道德觉悟，而且不论他是否承认，多少弥补和赎罪了他对越战的推波助澜。

当然，无论是在国防部计算军火与部队来支持远在千里以外的杀戮，还是在巴基斯坦的工地视察援助计划的表现，他都自觉不自觉的，代表了美国世界霸权和单边主义的极至，唯一差别只是武器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

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不论是在管理一个超级企业，还是一个预算庞大的政府部门，亦或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半官方援助机构，就是数字化统计管理。这个既得益于他在商学院受到的训练，也来自他在战争期间作为军队技术管理人员的实践。但骨子里，是他对理性、控制、精确计算的威力的深信无疑。

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是一种有效但有过于简单化的途径。作为一个技术管理人员，他的方法轻松的切开了围绕军队内部的种种管理上的迷思，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效率和战斗率；作为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他可以不怎么费力的获得需要的数据，并在福特的支持下，把公司的管理方法科学化和数量化。

但是他的盲目相信数字也带来了灾难。一个原因是离开了数字他的决策系统就一片混乱，所以他几乎是不惜代价的需要获得数字开进行决策。而越南战场特殊的战斗性质，南越和美军战地司令官们的官僚主义与作假，这些都是被他忽视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当越南战场无法象二战那样进行大规模阵地作战的时候，当各级官员更多的把越南作为自己履历上的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搏斗的时候，准确的数字几乎没法产生。所以他的越战决策，包括不断增加的预算，都是基本数据偏差很大的结果。

另外一个原因是，再精密的数据，也无法替代人的决策。即使所有数据都翔实可靠，决策也不仅仅只有一条路。这个用数据替代决策的恶果，在F111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可惜的是，他始终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可以用数字管理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从而完全忽略了里面所有的和人有关的因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笃信甚至是盲目自信，才让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对美国的国防体制进行历史上最大的改革，同样的勇气也让他把世界银行一个象征性多于实质性的援助机构，真正成为很多国家发展项目的资金来源。

如果说他在管理实践上遭遇的是工具技术理性固有的局限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的冲突的话，那他的个人选择上呈现的悲剧意味更令人感慨。

他对体制的笃信导致了在他热爱的KENNEDY遇刺后，立刻无条件的支持JOHNSON的即位。这里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多少也有他个性中崇拜强权的影子。他的个人忠诚无可挑剔，不仅一手打理了KENNEDY家族上个世纪60年代最悲壮的两场婚礼，并且始终保持了他与这个受JOHNSON嫉妒的家族的密切关系。

但同时，JOHNSON和他类似的出生，JOHNSON的“伟大社会”的理想，都和他更有社会阶层的共鸣。而他无论在权力顶峰和后期，都始终维护了JOHNSON的形象和权利。这里面，国家的忠诚，个人的魅力，忠诚的概念，都起了作用。同样起作用的，是他对现有权力体制的着迷和孜孜于往上爬的个人野心。

特别是当新上任的JOHNSON因为威望和经验，把很多决策大权，特别是军事与外交大权半正式的委托给他的时候，他达到了一生权力的顶峰，而这是在KENNEDY时代他所没有享受到的。他知识分子般的气质和职业管理人员的专业，都让完全相反的总统羡慕乃至炫耀不已。

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他作出了很多导致越南扩大化的决策。这些决策把美国一步步拖入了历史上最大的泥沼。

最关键的冲突来自于他担任国防部长的后期，当他清醒的意识到越南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他用个人忠诚为理由，把所有的悲观和疑问放在了政府的文件里，而在所有公众场合则依然乐观的维护政府的决策。也是这段历史，让他在越南战争的所有决策者中，成为最为人们不齿的角色。但他内心经历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忠诚的冲突，理性技术方案破产的痛苦，一定让他在很多个夜晚无法入眠。

他始终没有忘怀自己的出生，所以一直不断提醒自己对社会地层的责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行为，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越战承重的预算包袱影响了整个JOHNSON政府“伟大社会”的梦想的实现， 而这些本来可能成为美国历史造福底层民众最全面的改革法案。而他希望消除征兵歧视的举动，结果却导致了更多的黑人和贫困阶层成为战场上的炮灰。

他的理想与行为，信念与现实，忠诚与虚伪的矛盾，比什么都更清晰的体现了权势阶层的自大与傲慢，中产的自信与自卑，知识分子的激进与软弱，职业管理阶层的操纵与幼稚。当然免不了的是技术工具理性的又一次破产，不仅因为那是他的核心武器，也因为他的权势让工具技术理性直接而迅速的产生了影响世界事件的直观效果。

他是上个世纪最具有意味的人物，上个世纪所有的乐观与悲观，进步与退步，梦想与局限，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他的悲剧性，是那个时代，和时代背后的人类理念的内在悲剧性的活生生的体现。

历史的终结：二战结束60周年

2005-08-16

20世纪在欧洲文明的意义至关重要，特别是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和最广泛的观点不同，那场战争的结束不是一个人类历史不正常的短暂周期的终结和回复“正常”的开始，而是一个历史周期的终结，或者说，是欧洲文化精神的终结。

这个终结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它开始于19世纪下半的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乐观精神达到了它的颠峰，上帝的位置被取代，物质主义向人类揭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远景，一切都在人类的掌握之中。上帝不再重要，因为天国就要实现在尘世，而且人类似乎已经掌握了所有实现这种天国的诀窍。

和这种物质主义的乐观相匹配的，是以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为代表的乐观与狂妄。一种用绝对理性建立的思想体系，认为已经完全掌握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最高目标和科学进程。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本质上悖论的结合体：绝对理性的虚构，和随着掌握一起规律伴随迩来的盲目自大，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狂妄与自我意志的极度张扬。

一次大战打破了人类的迷梦。理性逻辑的极致推演，没有导致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是无止境的杀戮，和对人类一切既往理性价值与信念体系的彻底摧毁。理性和进步的观念受到本质上的怀疑。思想界对黑格尔代表的理性虚构的反叛从此成为主流。

最核心的突破方向，依然是遵循理性的思维逻辑。许多伟大的充满人文气质的思想家们，用理性的批判激情，将绝对理性的逻辑推演到极致，从而彻底颠覆了绝对理性的统治。

爱因斯坦在理性时代的科学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他那才气横溢的相对论彻底颠覆了一切均为绝对的牛顿经典力学，指出了经典物理学的界限。具有同样文化意味的事件，包括了非欧几何对数学基础的颠覆（对西方文化根本科学基础的颠覆），和测不准原理对传统微观物理的颠覆。这三个划时代的发现，都是对传统科学的突破，最主要的是他们指出了传统科学的界限所在。

同样的，思想界的大师们同样指出了理性与逻辑的界限所在。FLOYD采用临床实验的方法，用想象力，构造了潜意识的世界，指出了人类显意识的界限，而潜意识明显是在理性逻辑力量边界之外的；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对向死的存在的哲学意味的玩味，对人类诗意的居住在地球上的沉思，指出的是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对存在的遮蔽；更具德意志哲学气息的维特根思坦，则从语言（逻辑的基本载体）出发，指出了语言本身的假设和虚构意味，从而彻底消解了理性和逻辑的生存根基。当语言本身不过是一种逻辑虚构的时候，语言的暴力就被彻底揭露了，而逻辑的局限就昭然若揭了（话语权的说法受到他多大的启发我没有研究过，但后现代主义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继承很是鲜明）。

不过同样的消解，由于气质的不同而有很不同的文化意味。FLOYD根本是一个把背朝向上帝的姿态，爱因斯坦更象一个上帝的使者（他后期的统一场论多少带有很强烈的创世纪的意味），海氏指向荷尔德林诗歌中的神性从而充满了宗教气息，而维氏的沉默说更是让人遐想联翩。

但这些理性的批判与颠覆，由于强烈的思想性，注定了他们的层面很难落到世俗的通俗化程序中。于是，另一条路，就张显了他强大的生命力与号召力。伴随着绝对理性迩来的盲目的非理性与乐观意志，充满着生命与血液的冲动，成为反抗理性专制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上帝死了”，其实说的是绝对理性的死亡和退位，因为早在绝对理性之前上帝早就隐身而去了。

尼采用张扬的生命意志来对抗绝对理性。它不仅是一种反叛，同时是一种代偿，而后者是理性批判思想家所刻意避免或无力提供给尘世众生的。对上帝的依赖，对绝对理性的盲目，转变成了对意志的顶礼膜拜。这种代偿作用，彻底满足了战争废墟中民众的心理需要，从而为强力意志在政权上的兴起打定了心理和文化的铺垫。纳粹的兴起，甚至希特勒的绝对统治，只不过是顺应这个潮流而成功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是一种很锋利的解析。他在德国民众心目中上帝般的地位，和他行为的很多非理性的，甚至充满浪漫特色的决定，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但意志的绝对统治丝毫没有好于绝对理性的绝对统治，相反却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纳粹德国一起失败的，是意志哲学。但这种意志的强大生命力在自我摧毁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人类仅存的进步观念。

于是二战的终结，其实是传统欧洲精神的终结，伟大理想体系的终结，从PLATO时代开始的理念的终结，理想的终结，信仰的终结，终极价值的终结。它才是真正历史的终结。所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时代，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气质的缺失的时代， 是伟大思想家艺术家缺失的时代，因为所有对价值，体系和进步的信念都已经在战争中消亡。进步理性，和相应而产生的理性批判，以及相反相成的意志生命力，都在二战的硝烟中同归于尽，留下的是真正的“荒原”。

二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理念的世界，而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世界，一个彻底物化的世界。工具技术理性把理性批判的反叛变成了技术工具的可操作性（结构主义是一个最鲜明的代表），后现代主义的操作特性使生存的荒诞意味变成了商业卖点，思想变得学术化，分工化和课程化。而成熟的商业化运做则把意志的反叛通过文化宣泄的商业化过程，转化成了经济社会的一个利益动力。

也因此，冷战的结束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因为冷战根本不是理念之战，而是打着理念和理想旗号的传统政治利益争夺而已。历史，作为欧洲文化的历史，早在冷战结束的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终结了。

附言：技术理性的充分发展和新技术宗教的形成，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协助下，带来的是人类财富的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往往爱和人类开玩笑，特别是在人类自信空前高涨的时代。从很多意义上说，人类并没有进步。

昆德拉对我的意义

2005-08-08

第一次看昆得拉的作品，是因为那部叫做布拉格之恋的电影，然后产生了看原著的欲望，更何况当时这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正在小资中飞速走红，想想通常畅销书都不算难啃，于是就下手了。

结果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没有看到爱情故事，也没有看到政治故事或者民族情结，所有那些电影里表现的东西，都仅仅是一个串起不同主题的表象。别人用主题串故事，他用故事铺垫主题。如果透过电影看到的昆德拉更象一个正统的小说家的话，那么透过小说看到的昆德拉，更象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小说只不过是他采用的一种体裁独特的论文形式而已，就象论文在他看来是另一种体裁独特的小说一样。

昆德拉的小说是欧洲。欧洲对他而言就是小说。这个论断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他小说家背后的野心：他要复兴的是欧洲的精神，而小说只是一个通俗的表述而已。所以，他其实是隐藏在小说家面具背后的欧洲精神的续写者，不论你管这种精神叫人文，还是终极关怀，还是寓言，或者如昆德拉所言，小说。

这才解释了他的小说特殊的结构与节奏。在他那里，欧洲的音乐和欧洲的小说，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施宾格勒听到，一定会微笑，文化的景观论，没有比昆德拉讲的更艺术而可信的了。

所以明白不喜欢小说的自己为什么会迷上昆德拉。首先当然是他的令人愉悦的智力游戏般的小说结构，愉悦而不故弄玄虚（这也是我一直没办法进入村上春树的世界的原因），平凡的故事背后是我们的价值，梦想，结构，意义，生存，一切都自然浮现出来；其次是他破茧般的功力，让你在一个思考的世界里螺旋般越转越深。

但更多的是他的气质。他轻松而调侃的笔调，轻轻松松揭破了我们生活的很多谎言，很多自我欺骗，很多幻象。但他没有过多的嘲讽，也没有过多的判断，而只是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你我，这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种姿态更锋利同时又更同情的了。

所以，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看到媚俗，在生活在别处中看到青春、革命与诗歌，在不朽中看到不朽，三个我们生命和世界中无从回避而又被遮蔽的主题，在这三部小说中的阐述和揭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不论是文学还是学术作品。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总让我想到“面对不可言说的，让我们沉默。”

昆德拉终止的地方，是否就是无法言说的那条边界？

叛逆的悖论

2005-08-10

历史上所有产生影响力的叛逆者，往往和我们的常识相反，并不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而恰恰是来自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中间阶层。学术上和艺术上的叛逆者也逃不脱这种局面。

因为中间阶层的出身，最容易造成对游戏规则的了解和失望。这种失望，一是来自于对正统观念以外的意外现象的发现，如社会叛逆者对社会不公正的发现，或者艺术叛逆者对主流艺术反艺术性的发现。另外，则是来自于改正这些意外现象的失败。更有可能的是体制内个人成功的受挫。

因为中间阶层的特性是向上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所以中间阶层是最容易产生叛逆的地方。同时，中间阶层的中间性，决定了他们即不同于上层既得利益者的自我陶醉，也不同于低层努力挣扎占据全部精力的无暇顾及。

中间阶层的破灭，不论是来自于个人还是外部，都会引发初步的反抗。而反抗受到既有体制的压制，是中间阶层的不满转变成叛逆的关键。摇滚乐的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简单反抗被压制，演变成公然挑衅的历史。

而共同的被压制，是导致叛逆者由个人转变成叛逆团体的主要推动力。共同的不满造成了感情上的相互支持，共同的被排斥造成了内聚力的融合。所有学术上，艺术上乃至社会叛逆的团体，就是在这种含有敌意的外部环境中，最容易茁壮成长乃至相互声援。

叛逆者一旦形成自己的团体以后，随着团体的凝聚力越强，叛逆者渴望改变命运，影响现状的虚幻想象也就越大。而且，思想的相互交流和冲撞，可以让原来模糊的改变变成系统的憧憬和理念。群体的鼓励加强了个人改变历史的信心和动力，也强化了理念的完善和系统性。早期基督教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现象，可以在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兴起和互相启发中看到。

这种团体的思想共鸣带来的不仅是思想的交流，而且会带来强大的个人情感的归属和依附。这就是所有宗教团体早期兄弟会般情谊的根本心理动力，而不仅仅靠的是信仰的一致。

所以，任何一个叛逆性运动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往往是在这种阶段。由于宗派特有的情感，信仰，理念的严格一致性，以及为了保持这种一致性（不论理由是为了捍卫理念的纯洁性，还是仅仅处于维持精英团体的自豪感，或者是面对外部环境的被动反应）而刻意采用的团体仪式，常常给外界带来强大的观感。特别是当理念和内部的情感融合带来类似宗教狂热般的迷醉的时候，往往也是团体的外部感染力最强大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因为这种迷狂的状态很难长期保持，而且它要求更严格的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尤其是当外界影响力扩大或者成员组织扩大的时候，内部的核心分子必然会用挑剔的眼光要求所有成员的献身。

这就是叛逆的悖论。所有的叛逆者，当他转变为叛逆者的初期，无一例外的要求开放，宽容，自由和创新。而一旦他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他们之所以产生影响的原因（团体的力量），却越来越要求叛逆者成为组织内部的保守者甚至是宗教裁判所。

于是敏感的成员开始脱离，而不同意见导致组织的分离，狂热分子开始排斥不同意见者和温和派。叛逆者的组织化最后导致的是用另外一种思想和规则的专制，来代替他们一直反对的既有传统思想和规则的专制。学术界，艺术界和社会界的叛逆，看到的结果往往如此。不同现代派艺术之间的互相论战，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的激烈斗争乃至肉体消灭的恐怖镇压，结果往往大同小异。

叛逆者的历史往往短暂，就在于此。最后的结局不外三种：

一种是自然的分崩离析作鸟兽散，或者分裂成新的不同流派，然后经历类似的循环，但是核心骨干被新生代取代，而旧人则很多退回了他们曾经为之反对的世界体系中去，并且很多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和尊重；

一种是叛逆当权，往往的结局是怀着一夜之间改变世界的豪情，把叛逆的新专制强加给他们试图改变的世界，相信狂热的信仰和理性的远景，可以领导愚昧的大众走向乌托邦的美好，而结局则是灾难性的尝试与失败，精英主义的傲慢和冷酷带来比先前更坏的结局，直到温和的管理者掌握权力，或者被试图领导的大众彻底唾弃；

最后一种是招安，而在我们所处的商业时代，叛逆本身已经是商业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叛逆者和叛逆团体天生的偶像特性与气质，很容易成为商业运作的最佳目标。中产阶级主导的商业社会中对叛逆的宽容，欣赏乃至有意识的塑造，是中产阶级主流文化不断自我更新和维持变革假象两者的矛盾统一体。叛逆者获得了他叛逆前想象不到的成功与社会影响力，只是这种影响力的革命性已经被削减到零，更多留下的是叛逆的形式与符号。通过巧妙的把愤怒的叛逆者容入既得利益体系，中产阶级商业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温和然而确实最有效的反革命运动。被招安的叛逆者从自我反抗激情的顶峰跌落，踏上商业成功的顶峰，并成为新一代叛逆者革命的对象。

所以，叛逆更深层次的悖论在于叛逆者的命运注定是悲观的。叛逆的最高价值在于叛逆本身，因为象行为艺术一样，过程才是它的价值核心所在。通过以头撞墙的方式，叛逆者让我们看到了既有体系的局限和不足，并时刻召唤着对更美好世界的追求。但叛逆的价值也仅此而已，当叛逆者踏上世俗的宝座，不论是以获胜的姿态，还是招安的语调，都已经背离了他的初衷，而前者往往带来更坏的外部性，特别是当你熟悉红色高棉和雅各宾派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最有思想和理性的叛逆者是如何迅速的在精英主义的旗帜下蜕变成最非理性的行动者的。“疯狂就是在失去目标以后加倍努力。”没有比这句话和奥韦尔的动物庄园更好的形容这种现象的了。

那有没有不那么悲观的出路呢？

不多，但存在，只是这种存在更多的取决于人的性情趋向。

历史上最成功的叛逆者莫过于费边社的成员了。通过隐藏他们的真正目标（社会主义），采用科学和技术官僚的姿态，他们把中产阶级的戒心降到最低，成功的把英国社会改造成了一个福利国家，大大改善了社会的不公正局面。但这种行为风格，注定他们不会在后人和当代人眼里成为偶像。恰恰正是这种放弃个人虚荣的做法，和“只要达成目标不在乎由谁获得荣耀”的态度，才使他们成为少数涉足政界和社会改造，获得成功却没有伤害大众利益的知识分子团体之一。

更多的时候的出路，是保持自己叛逆者的姿态，但守住思想叛逆和行为之间的界限，担当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和声音。这同样意味着自觉的拒绝世俗权力的诱惑，明白思想与行动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里要求的除了对世俗权力的诱惑的自制力以外，更多要求的是对行动的自制力。介入思考而不介入行动，虽然听起来保守甚至自欺欺人，却往往是叛逆者对社会贡献最大，伤害最小的办法。叛逆者最大的影响力往往在叛逆者不具备用行动改造现有体系的时候，这可能是叛逆者的又一个悖论。赫尔岑的魅力与被诟病，就是这种例子。但后来人自然会看到他的意义和价值，伯林对他的推崇，也来自于此。

还有一种，历史上只看到一个的，就是格瓦拉的放弃和继续。放弃既有的胜利，继续革命的姿态，这种行为背后的精神和人格力量，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也许是因为他当时仍然年轻的缘故？不过可惜的是格瓦拉的旅程结束的过早，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后来，他开了个头，却没有留下结局。也许，这才是他成为年轻偶像和革命精神代言人的根本原因。幸，还是不幸，没有人知道。

爱是最温柔的暴力

2005-08-01

借用了评论NERUDA诗歌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讲到了这个20世纪最令人怀念的诗人的爱情和革命。

于是想到了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同样讲的是爱情与革命那种迷人而致命的共同性，所谓的“抒情时代”。

格瓦拉在环游美洲大陆的途中，收到了生活优越的女友的分手信，这个事件在他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不敢随便揣测，但他一生的革命历程，不难看到一种义无返顾的激情，一种除了革命，只有爱情中才能看到的热火。

激情，才是革命和爱情的心理“原罪”；激情的郁积勃发，才是“抒情时代”的根本动力。爱情，是这种激情暴力的最温柔的形式，而革命却是它最致命、最激烈的表现。

民国年代的小说家们之所以陷入幼稚的“革命+枕头”的创作模式，其实根源在这里。他们一定同样感受到了“抒情时代”的冲动，只是观念的幼稚、阅历的浅薄和技法的笨拙，才造成了他们和NERUDA与CHE在艺术成就上的天壤之别。

同样，我们今天怀念CHE，更多的怀念的，是他的激情与永不停息，永不妥协的态度，而这，也是爱情的魅力所在。

但我更爱CHE的，不是他的激情，因为很多同样崇拜他的人却发现激情很快可以燃烧尽，理由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成功。

CHE的可贵是他的激情，从自身转到了南美大陆，转到了南美大陆的人民，转到了公正的永恒追求，这个才是促使他在成功后离开古巴的原因，才是他可以克服所有困难和生命危险的动机，才是叫“崇高”的精神实质。也只有这个，才可以防止革命者向本性反动的既得利益者的180度转折。

他把激情变成了生命的目的，而目的的指向从自我的满足转向了需要公义的世界，就象基督的意义不在与从受难中获得自我崇高的满足，而是世人原罪的承担。

WIM WENDERS在911之后拍摄的LAND OF PLENTY中说：
“Where I am from is not a place, but people."

所以CHE的行为的真正意义，和昆德拉清醒的对“抒情时代”的警惕一样，是革命的赞美诗和解毒剂。

革命和爱情一样，当指向不再是自我的时候，才可以祈望一个更高的境界。

Let the world change you, so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2005-07-24

吉他与鼓点中，摩托车奔驰在南美洲广袤的土地上，理想主义的旗子在空中飘扬，从中产的厌倦到猎奇的兴奋，生命在割裂与自我成长的固有根基后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慢慢展开的是一个纯净的云团，在纯净的天空和大地之间，直面不再纯净的人间。
 
格瓦拉的梦想，在后革命的时代，在历史终结的年月，依然点燃那么多的向往、嫉妒、挣扎与决然。
 
老子说”无为而治“是大智慧，一个反生命主义者的智慧；
经济学家说”看不见的手“是理性的判断，科学主义者的判断；
格瓦拉说”我要留下“是梦语，因为留下不代表可以改变，改变不意味可以更好，”更好“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幻觉，一个无法到达的梦境，一个无法判断的标准，因为人的不完整性。
 
所以从格瓦拉走到神只有一步，而在神的面前，沉默面对”不可言说的“才是唯一可能的姿态。
 
人不甘心，于是有虚妄，于是有革命，于是有激情，于是有灾难和狂热，于是有破灭，。
 
可是尽管有这么多种种教诲，我们还是不会放弃虚妄，因为在穿透生命的无意义后，赋予它意义就成了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动机。
 
而梦想是这个动机最高的宗教形式。
 
因此，不管智者怎么说，生命仍然会不停的创造梦想，创造激情乃至狂热，拥抱乌托邦并同时忍受一起而来的灾难。哪个更好？恐怕不会有任何”逻辑“的结论，有的只可能是性情的取向不同。
 
所以，让我们赞美梦想和理想主义，同时警惕虚妄的狂热，唯一守的住的，只是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CHOMSKY的意义，当作如是观。